法學與博雅教育

　　並不令人意外的是，有這麼多的法學研究和司法分析，它們並非原創性，並非經驗性；它們因襲傳統而且脫離現實，是全然的文字和論辯（事實上是冗長好辯），狹隘地專注於釋義問題，著迷於最高法院的最新判決，且被細瑣短暫而非明顯、科學且描述性的辨別所佔據（Posner, 1993: 468）。

　　這不是網路鄉民的酸話，而是出自前美國聯邦第7巡迴上訴法院法官、同時也是著作等身知的名學者R. A. Posner。Posner向來以跨領域的博學著稱，他會做出這樣的評論，同樣不令人意外。事實上這段評論不全然是批評，同時也在描述法學研究（legal scholarship）的這個特徵：它似乎有某種隔絕性，有時看來不符合我們的道德直觀，經常拒絕將經驗數據照單全收，在自己的小圈子進行一般人不易理解的語言遊戲。

或許專業技術的研究難免形成某種隔絕性，例如醫學或會計。但我們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：相較於其它學門，或許是法學研究的隔絕性招致了最多的不安與批評。一般人對它通常會採取更強烈的批判性視角，對其難以理解之處會有更大的反應。我們很難在其它的專業技術領域看到同等情況，這種存在於專業和日常間的緊張關係，也投射出法學在博雅教育中的特殊性：它究竟只是一個認識法律專業的「窗口」，還是應該和其它學門進行更深的有機連結，尤其當博雅作為一種全人教育？
 

　　Law in the Liberal Arts一書收錄了法學及不同領域學者對於相關問題的看法。雖然該書有其特殊背景（美國的學士後法學院），問世也達20年，但其中某些觀察和洞見，至今日看來仍十分具啟發性。D. J. Goodman和S. S. Silbey認為專業法學是一種「訓練」，但博雅法學是一種「教育」；前者將法律視為某種事實，後者將法律視為某種「道德成就」：法律必須連結更多的對話以獲得正當性。這樣的連結是重要的，因為欠缺正當性的法律系統，就只是對於生活世界的殖民，而博雅法學協助建立了這個連結（2004: 17-40）。K. J. Bybee進一步主張，博雅法學和專業法學的真正不同，在於前者更深刻地根植於政治生活。它將經常看似混沌不一致的判決解碼，讓人瞭解法律這種反多數權力，如何在詭譎的政治系統中調和各種爭端。就這個意義來說，它是民主自我治理的基礎（2004: 41-68）。A. Sarat呼應前述三人的看法，認為專業法學的特徵，是將法律與道德及政治分離，這也是法學院如何讓學生「像法律人一樣思考」的關鍵。至於博雅法學的任務，則是重新建立這個斷裂的連結，並留意法律對於暴力的獨佔性（2004: 84-106）。

　　然而法學院中的法律人，未必會完全同意這些看法。先不論現今法學發展有越來越多的跨領域研究，前述觀點多少給人這樣的印象：專業法學只關心「法律是什麼」，博雅法學更關心「法律應該是什麼」。但在憲法訴訟中，兩造經常在沒有明文規範和先例的情況下，提出各種論據去爭辯憲法該如何理解。雖然法院必定在最後聲稱自己的裁判是基於憲法意旨，但他們處理的究竟是「憲法是什麼」，還是「憲法應該是什麼」，抑或是兩者在此無從區別？不只在憲法法院，由於法律文義結構的開放性，當法官在幾種可能的詮釋中決定「法律是什麼」的時候，其實也在思考「法律應該是什麼」。即便將法律當成事實，這類事實最有趣而弔詭的地方，就是它同時內建了「法律應該是什麼」的理想面向。除此之外，法律不是要給予特定個案最完美的結果，而是要在穩定可預見的考量下，對絕大多數的案例產出一般性的合理結果。這個功能的實現，相當程度上賴於每一個裁判對於既有法律實踐的交互參照與遵循，這多少導致法律僵化難理解的外貌，以及不時出現的反直覺結果。然而正是這些不討喜的部分，維繫了普遍、一致、客觀等我們珍視的現代法律特徵。

　　所以Law in the Liberal Arts中的看法錯了嗎？倒也未必。該書中的某些論點，似乎認為博雅法學應該有更強的批判性，避免像專業法學那樣教學生「如何像法律人一樣思考」。但本文認為，其實博雅法學正是要先讓學生知道法律人如何思考。就如前述，法律是一種內建理想面向的事實，法律人的日常固然有操作機械性事實的部分，但也經常在這些事實的理想面向，進行評論者所期待的規範性思考。規範性思考會連結到政治道德，但法律不能單純地代表個人或是某群體的政治道德觀點，而是要協調不同政治道德觀點 — 這個立場本身就是一種政治道德觀點。所以專業法學其實一直都在面對某種二階的政治道德問題。法律對這些問題的思考是受限的，因為它不能只是一場精彩獨特的辯論，還必須兼顧整個系統的安定性。

　　學會像法律人一樣思考，意味著瞭解法律處在事實與理想的張力中，瞭解法律人只能進行受限的規範性思考。當然，這個結構絕非法律自絕於外部批判的藉口。在這個結構中，事實與理想、安定與彈性該如何平衡，預設了無數的價值問題。這些價值問題必須連結到更多對話，因為法律作為壟斷的暴力，一旦失去與外部對話的聯繫，就失去了正當性。即便最功利的思考也足以告訴我們，失去正當性的法律系統會有多糟糕。

　　一旦我們大方承認博雅法學一樣要先瞭解法律人如何思考，Law in the Liberal Arts中的看法反而有了更深的著力點：不同學門（無論是社會科學、人文學甚或自然科學）不再只是以本位觀點對法律提出批判，而是在瞭解法律的先天結構限制後，從跨領域觀點更準確地指出法律有什麼樣的改進空間。這樣的博雅法學不再只是「非真正法學」，而是專業法學的珍貴資源與養分。這樣的多面向博雅法學，可以讓個體脫離空泛的價值與口號，實際認識民主法治的艱難與美好，而這正是良善政治生活的基礎。

參考文獻：
Bybee, K. J. (2004). The Liberal Arts, Legal Scholarship, and the Democratic Critique of Judicial Power. In A. Sarat (Ed.), Law in the Liberal Arts (pp. 41-68).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.
Goodman, D. J., & Silbey, S. S. (2004). Defending Liberal Education from the Law. In A. Sarat (Ed.), Law in the Liberal Arts (pp. 17-40).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.
Posner, R. A. (1993). The Problems of Jurisprudence.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.
Sarat, A. (2004). Crossing Boundaries: from 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to an Integrated Conception of Legal Scholarship. In A. Sarat (Ed.), Law in the Liberal Arts (pp. 84-106).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